金圣叹(1608-1661)是国人所熟知的小说点评家。他所批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为民族特色的小说戏剧批评确立了最高典范,而他本人终以“哭庙案”的罪人被处决,所以生平事迹就没有资格进入官方正史。这样,广东曲江文人廖燕(1644-1705)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寓居苏州时写的一篇770字的《金圣叹先生传》(一下简称《金传》)就显得弥足珍贵,至今作为可以依凭的可靠生平资料被多方称引。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篇出自廖燕之手的传文所呈现的,是真实的金圣叹呢?还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金圣叹? N!=t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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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体文创自司马迁《史记》,唐宋时在韩、柳、欧、苏等古文家那里演变为一种文人著述体式,创作了诸如《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方山子传》等颇有寓言特质的“传”体文,这种文体从此具有了“寓意”特征。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总结“传”体的演进历史与特征云:“按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者,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徐师曾将太史公所创之史传文与后世作家别集中作为著述文章的“传”做了区分,指出后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传其事,寓其意。”强调著录于作家别集中的人物“传”以创作为目的时所具有的“寓意”特征。其实何止是文人创作的“传”体,古代文人借撰著之笔而寄寓情怀、表明心志是常有之义。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就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的。“其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烦冤悲愤之情,不仅是表白屈原,亦实际是表明他自己。这正是把他的处境的困惑及心理危机感,向一位新即位的青年皇帝投诉。这一投诉也收到了相当效果,使他的王位,安静了十余年之久。”[②]《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举“发愤著书”诸事,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断定左丘明为失明者。清人戴名世以为这纯属司马迁臆测:“又因其名‘明’而遂谓其失明,附于孙子膑脚与己之腐刑,以致其悲愤之意,而后之人遂称左氏为‘盲左’。”[③]戴名世的辨析实际上表达了与二十世纪的新历史主义相似的态度: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著述者基于自己的身世经历的臆想。太史公刑余之人,身体废疾,“发愤著书”强烈意识支撑下的历史想象便很有可能将左丘明这样的伟大作家想象成与自己一样的废疾之人。我们同时还会联想到,太史公在记述中所特别属意的张良、韩信众多优秀人士“忍辱”特征,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忍辱著书寻找某种精神支柱。原本客观的历史,处处可见作者的影子。 WRhO{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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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上述认识,将《金传》与《廖燕全集》中其他诗文合读时,明显感到这短短七百余字的传文中所呈现的金圣叹之为人行事,却处处显露着廖燕自己的影子。我们想从相距不远的记载中看到一位真实的金圣叹,看到的却是金圣叹和廖燕的合体。到底哪是金圣叹?哪是廖燕?已很难区分,本文将传文中廖、金合体因素分三部分加以疏证,以显明《金圣叹先生传》的“寓意”特征,同时为金圣叹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2S"(lO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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